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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Shanghai |
- 简单自我介绍
- 你认为你会完成本次残酷学习吗？
- 笔记的内容参考：
- 今天的阅读有哪一点让你觉得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或者特别有感触的？
- 有什么想在叙事共读会上和大家讨论的点？
- 有什么补充的相关材料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并简要介绍一下材料内容。
《政治哲学》第一章：自然状态 讨论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的方法之一就是思考其不存在时人类会如何生活，也就是在原子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会如何演变。 首先是认为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会因猜疑和竞争不可避免走向战争，所以必须有强有力政府支持的霍布斯。他在《利维坦》中进行了论证： 理解人性首先需要自我认识，将运动守恒定律迁移到人身上就是人对幸福的持续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足够多的权力。一方面是因为人对权力有无止境的欲望，另一方面是益品是稀缺的，如若无法获得更多权力就无法维持现状。因此人人都会开展对权力的追求，进而导致竞争。他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不是智力或体力的平等，而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杀死另一个人的平等。 在这种前提下，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会攻击他人剥夺他人的利益，而为了防止自己被剥夺而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有时为了赢得未来强大的名声或荣誉也会主动攻击而不收取实际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战场，每个人都不得不时刻准备战斗。 为驳斥他的观点，有人提出问题，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否有道德，如有，那在无国家状态下的人是否可以依此抵制侵犯他人的诱惑？ 对此，霍布斯的观点是，在自然状态下，对错都无意义，因为非正义代表违反某条法律，但法律存在则必须有执法者和立法者，自然状态下无共同权力，也没有法律，亦即无正义与否的区分。也就是说人有无限膨胀的保存自我的权利，可以有做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的自由，即便是伤害他人。这就是所谓的natural right of liberty。 他提出十九条自然法则，认为遵循它们可以达到一种相对的和平。 个人理性的最优解就是攻击他人，而集体理性的最优解是服从自然法以生活在和平状态下，二者相互背离时很难根据集体理性的方式合作，如要我们服从自然法，需要根据周围人的判断进而决定，如果周围人都服从自然法，那我们就有服从的义务，但若不是，那对美德的追求就只会导致自己的毁灭。（有点像《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生命体互相猜疑，最终都会先下手为强。） 霍布斯为此给出的答案是创立一个主权者以惩罚那些不服从自然法的人。由此人们可以度过和平的一生进而进行价值的创造。
其次是在神学框架下认为人受自然法约束可达到和平的洛克。他在《政府论》中认为无政府状态下有达到和平的可能。 因为自然状态下人们完全自由且完全平等，这里的平等是指没有人有自然权力让其他任何人服从自己，也就是不存在自然的统治者。他认为存在的自然法不包括霍布斯提到的伤害他人的权力，而应在保存自身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保存他人，自然状态的自由不意味着放任，人仅被赋予做道德允许之事的自由。 洛克认为人不具有自动遵循道德法则的动机，若要执行自然法，需要人有权力，因为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的缘故，人皆有自然权力去惩罚违背自然法的人，这样人们会联合起来惩罚加害者以保护自己将来的权益。 不过加害者也可能联合进一步剥削受害者，而人们会保全自身也可能选择不联合，所以洛克最终其实还是没能给出一个自然状态下必然达到和平的论证。 再者是认为同情和怜悯会对人的攻击冲动形成有效约束的卢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到，霍布斯或洛克都是将文明人的属性投射至自然人身上，野蛮人习惯独居，所以排除对名誉的追求，因为无语言表达想法，所以也没有对权力的欲求。野蛮人受自我保存和怜悯心的双重驱使。 但是人有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能力，面对生存斗争人可能会夺取他人生活资料，但也会创新工具，且群体生活的好处随时间流逝逐渐明显，独居的野蛮人得以构建家庭。 当合作与工具生产出足够多的用品时，闲暇产生了，进而人类开始创造腐化的需求，原先的奢侈品继续拥有不会再带来快乐，但失去则会带来痛苦。同时语言的发展导致了对才智的比较，进而产生了骄傲、羞愧、嫉妒等情绪。待到私有财产的主张规则出现，平等被破坏，贫富差距带来混乱，进而导致冲突和可能的战争。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确定了社会的正义规则以确保和平，但它其实更有利于富人，因为他们拥有更多需要受到保护的财富。 也就是说，现有人类文明体系正是对自然状态下可能的战争状态所做出的反应。 最后是认为人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高度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认为人在未来可以通过自然互助获益，实现高度合作，因为长期来看这对每个人都更有益。不存在垄断的政治权力机关即国家，因为这种规则的加入与执行都是自愿的。但无政府社会对人的约束过低会导致反社会的人拒绝加入，部分人集合制造冲突无法进行约束，而若进行强力约束则与平常的国家没有区别。 综上，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很难维持长久稳定发展，人类需要其他的组织形式以实现成长。
但问题是鼓机的使用超过了它作为代表的界限,它创造了鼓手无法创造的鼓点,形成新的音乐流派,加入旧的音乐流派,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所以认为它仅仅是表征的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它突破了这个界限。 差异是原始的动力，是潜在的可能性，还未完全具体的存在，差异是超越表征的。现实本身也是无穷无尽的差异，而非形式。 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模型有用。 老鼠会在这样的迷宫中迷路，它们可以被训练，然后根据奇数或者偶数的序列在迷宫中得到食物，但没有办法在一个质数的迷宫中训练成功。人也常常在类似的迷宫之中，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认知上再往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揭开它。在他看来，人类也总会遇见超出自己认知边界的境况，但科学的努力会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ure）：一组人本可能通过集体协作以实现想要的结果，但因为无法协调彼此的决策而失败。 我们首先要理解当下系统的运作，然后才可能促进变革：认识现状，厘清现实中的权力结构，这是更基本的事情。 思维模式的多元告诉我们的是，事情不是非此即彼，要在特殊的情境中做判断。而对于社交媒体，它最让人烦恼的地方在于放大了意识形态：细节在那里不存在了。人们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它当然是有效的，但它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设置下才有效。 “协调”的模因是为了吸引人们去做这件事，而且区块链能够被用作“协调”的基质，这很好。然后我们可以在区块链的基础上协调起来，但这个意义上的协调是中立的。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价值编程进区块链中，所以我们必须辨识出权力的不平等，以更好地协调。 对于 Josh 来说，这是一个既要又要的问题，协调很好，但协调不可能是中立的，我们或早或晚都要面对如今的权力结构，奴隶制和资本主义都是协调机制。
- Vitalik：What do I think about network states?
网络国家是一个具有道德创新、民族意识、公认的创始人、集体行动能力、面对面的文明水平、统一的加密货币、受社会智能合约限制的共识政府、众筹购置的物理领土、虚拟资本和证明有足够多人口、收入和产权的链上普查机制， 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外交认可。 现有的国家在地理上保持连续和集中，但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内部分裂，而网络国家保证价值观的统一，在地理上却可能是完全分散的。 第一步，成立一个“怀揣伟大愿景”的在线社区，创始人的合法性来自于追随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第二步，将其变成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小组，用共同的事业把不同的人团结起来。
第三步，在线上建立信任体系，并开始初步线下的接触。
第四步，众筹购置土地、房屋甚至城镇等物理资产，把线上社区转移到线下的节点中。
第五步，以链的方式连结所有物理节点，比如构建加密护照来确认物理节点的访问权限。
第六步，构建链上的人口、资产普查机制，证明社区的不断增长并据此应对社区建设过程中的怀疑声音。
第七步，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并最终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外交承认，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创建新的监管环境，让居民拥有与主流偏好的优先事项不同的优先事项：例如，“任何人都可以裸体走动”的区域，或在安全性和便利性之间实施不同权衡的区域，或将更多精神活性物质合法化的区域。 创建新的监管机构，使其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与现状相同的优先事项。例如，你可以只征收庇古税，而不是通过监管特定行为来改善环境友好度。你可以要求强制责任保险，而不是要求许多行动获得许可证和监管部门的预先批准。你可以使用二次投票进行治理，使用二次融资来资助地方公共物品。 通过增加某些司法管辖区允许您做任何特定事情的机会，来反对一般的监管保守主义。例如，制度化的生物伦理学是一个出了名的保守事业，在一次失败的医学实验中 20 人死亡是一个悲剧，但 20 万人因救命药物和疫苗未及时获得批准而死亡是一个统计数字。允许人们选择加入接受更高风险的网络状态可能是反对这一现象的成功策略。
某程度来说，社群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资讯障碍强度，指涉该社群在多大意义上真正构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社群，而与其周遭环境有所区别。甚至在个体层次上也能看到这个模式：一个可以被完全摸透在想什么的人，也因此完全能够被操纵，从而可能缺乏自主性和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
这个模式对社群建立与加密技术（包括公共区块链、零知识证明（ZKP）和其他强化隐私技术、以及指定验证者签名（designated verifier signatures））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涵。
猜拳式权威结构（Circular Formal Authority Structures）：这种模式尚未被充分探索，但可能可以帮助已经磨耗严重的非正式规范，在文化背景中重新建立典范。
假设有一个「A→B→C→A」形式的权威结构。这与「制衡」概念有关，但更具体来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全盘影响或多方否决，而是一个系统，其中每个行动者可以被另一个人在回圈中奖励或谴责。想像一个由三个成员组成的团队，坐在一张桌子周围，一起做一份工作，但每个成员决定他们左边那位的薪水。
它有点像一座「纸牌屋」，循环权威结构的效力明显取决于成员之间的非正式规范。因此，非正式规范可能有非常好的机会来获得力量。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可能会一起努力发展合理的规范，并认真对待它们。
1920 年前后的短暂乌托邦构想和实验究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意识到之前那些闪闪发光的普世理想，如民主、科学、自由、独立，并不具备直接介入现实的能力。击毁旧日偶像后，他们无法通过此类信仰，凭空召唤出一个天真纯洁的革命主体，由他们联合起来构建新社会。因此，人们开始呼唤更加贴近实践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只是活跃于新文化的同温层，也需要投身更广阔的社会实践。新一代需要重新定位自身。理想破灭说来轻巧，在历史现场，势必伴随着强烈的幻灭感和疼痛感，也许会导向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能够找到端倪。例如，鲁迅小说集《彷徨》所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正是刻画了理想幻灭后的青年心态，以及他们的迷茫、沉痛和悲哀。
新青年分流后，曾经怀有乌托邦愿景的青年大致走上了两条道路：从事激进革命，或将原来的小组织设想，回收到局部的实践工作中。或是乌托邦理想逐渐退后，"去中心化"的自决精神不再作为核心；或坚持旧有道德与人格理想，落实到切近的社会工作中。那些仍对乌托邦理想有所期望的人，仍在沉默中继续类似的尝试：汇集一群志同道合，建立小组织，在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中寻找位置，比如从事办学和出版业。这些局部的活动虽保存了一部分理想，但已失去早前那种期望触及整体社会变革的潜力。
胡适主张精英式的改良，关注民主，李大钊则更为务实。五四运动后的军阀混战时期，可以说是非常混乱和安那其的状态。今天我们从全球范围来看，亨廷顿的文明断裂带理论提到世界间的冲突，例如巴以问题，背后是西方世界、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那时候中国面临的挑战，则是要被迫加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扩展市场、增加劳动力和资源交换，使雪球越滚越大。文明上的冲突是不可免的，我们可能选择胡适，也可能走李大钊的道路。
无论哪个主义，都注重提升国力、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计划经济方式，最终目标都是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富足，提升国家实力和存在感。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对理想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乌托邦运动？乌托邦本身是对一种理想世界的设想，而五四运动则更多的是一种应激的反应。
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概念，“乌托邦” 有不同的指向。如今它已经变得相对中立，既指 “理想的社会”，也可以指 “无法实现的幻想”。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可能是暂时未实现的，或暗含着无法实现的潜台词。既然有 “反乌托邦” 的用法，那么也可以对反乌托邦再进行一次反向，追求小而美的社会形态，比如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也就是 “优托邦”。小社会的理想联合起来，能够形成更美好的共识社会。凯文·凯利提到的“Protopia”或“进托邦”概念，可以理解为这种愿景的集合。五四时众人对它就有不同的想象。有趣的是在这种朦胧时期的最终演化过程中，它逐渐转变为宏大叙事和时代想象的意识形态。从前现代到现代，既是乌托邦的破灭，也是乌托邦的消失。
现在人们对乌托邦的概念，偏向于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不相信。并不是说他们对乌托邦持有否定态度，只是并不关心。20 世纪的左派喜欢搞运动，但这些调动全民的运动往往带来了劳民伤财的结果。如果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布尔运动，那么左派希望看到的可能是所有分子都朝着一个方向。但是以运动这种形式开展的改良方式，可能本身就存在某种问题。
今天普通人对政治性议题的热情不高，参考《娱乐至死》，我们的存在语境与过去的那一代人不同。列斐伏尔在给马克思打补丁的时候，就提到空间的主权。现在我们的空间是被互联网巨头主宰的。比如，百度地图上显示的店铺，实际上可能存在，但地图上没有标注，仿佛在你的世界里这家店不存在。互联网公司通过这些软件构造我们的现实，他们作为现实的设计师对我们有显著影响，构筑了一种隐性的权力。这些关于空间的设计，不仅会影响我们对空间的感知，也会“操纵”我们对空间的改造。今天的空间一大部分是网络空间，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对乌托邦的讨论与 1921 年的讨论大相径庭。
尽管目前国内有许多数字游民社区的项目，却大都与当地原生居民关系复杂。数字游民社区是否是一种足够乌托邦的实践？不能简单地定义它就是乌托邦，又的确构成了特殊的实践。这类社区的生产，通常缺乏与当地生活的直接关联。即便它为当地带来了一些新鲜血液，这些血液与原生居民的关系，仍然多以消费者身份存在，来自社区的年轻人享受当地为他们提供的良好环境，但并未真正融入其中或产生反哺。
AI 賦予了由上而下的集中控制權，區塊鏈則加速了個人主義的極端化與金融資本主義，二者都侵蝕了民主多元化的價值觀。因此，技術被視為對民主最大的威脅，以及作為外部專制主義者和想從內部顛覆民主者所持的有力工具，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方面來看，技術（如社群媒體、密碼學和其他金融科技）正在打破社會結構，加劇兩極分化，侵蝕傳統規範並破壞執法力度。在技術的助力下，金融商業得以快速擴張其影響範圍，導致了它們對民主政體不負責任。我們將這些威脅稱為 「反社會」。另一方面，技術（如機器學習、基礎模型、物聯網）的發展正在提高集中監視的能力，透過一小群工程師操控系統的能力，就可以為數十億公民和顧客塑造出社會生活的規則模式，進而限縮人們有意義地參與發展自己生活和社區的範圍。我們稱這樣的威脅為 「集中化」。
這些技術專家日益明確的共識是，一系列的新興技術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甚至是所謂的生存風險，而這些風險一旦出現之後將很難防範。例如，可能會迅速升高自身能力的 AI系統，或是可能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加密貨幣，以及高傳染性的生物武器的研發。這些專家的擔心主要在於民主國家的政府可能根本無法想像，更別說是如何制定這些風險的應對計畫與配套措施了。
從 g0v 衍生出的專案「Cofacts」。在這個專案中，參與的公民快速回應社群媒體上的熱門內容，以及從私人管道轉發到公開留言區的訊息，並提供解答。最新的研究顯示，與量能有限的專業事實查核機構相比，這些系統通常能夠以同等的準確性、更快的速度，且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來回應謠言。
2019 年以來，臺灣推行具開創性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將「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列為核心素養，賦予學生成為媒體的積極共創者、具有洞察力的仲裁者等角色，而非只是被動的消費者。
如果任何非生息资产有一定概率（哪怕极小）「撞上」吸收壁（导致价值归零），那么其现值就应该是 0。 「数字货币」的成功，需要的是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可用性，并不是投机性的「汇率升值」，有人将这两者错误混淆了。
现实情况是，必须要考虑许许多多交易的整体作用以及交易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协议是随机的，对于任何一个交易主体来说，任意一笔交易只是诸多交易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定期购买以比特币计价的商品（这个意思是说，该商品相对于比特币的兑价是固定的，相对于美元或其他法币的兑价是浮动的），那么，这个人必须有以比特币计价的收入。这种收入必须来自于其他地方，比如说，雇主。而对于一个雇主来说，想要支付以比特币计价的薪水，她或他必须赚取以比特币计价的营业收入。而且，如果商贩想要售卖以比特币计价的罐装啤酒，那么他或她在支付各类原材料成本和其他开销时都要以比特币来计价。同样，在资产负债表上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你的资产是以比特币计价的，那么你的负债也要以比特币计价才可以，否则就会错配。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比特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足够低的波动，且波动是随机性的（而非趋势性的）。
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本质上是用法治取代规制统治。它并非主张规则统治，尤其是机械化、自动化且结果不可逆的规则。现实世界充满模糊性，即便是拿破仑法典（比加密货币的规则灵活得多）也难以跟上。为此，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指导原则，大多数商业合同传统上更倾向于选择在更为灵活的英美判例法管辖下（比如伦敦、纽约、香港）解决争议，在这种法律体系下，会根据合同的平衡性、意图和对称性来做出裁决。当然，这也适用于复杂的衍生品合同等量化金融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需要将法律风险降至最低。
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计算能力在未来仍将强于那些相互不信任的分布式节点。这些节点虽然彼此不信任，却可能轻易落入简单的骗局之中。
我们评判一项技术的唯一标准是看它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看它具有哪些技术属性。